15岁的三少爷投笔从戎
1922年9月11日,张挺出生在山西忻县一个富裕中农兼商人家庭。九一八事变爆发时,他正在上学。
我们的体育兼语文老师常笑仙上课时,常常给我们讲国家大事,纵论古今英雄。说到日寇入侵,国破家亡时,义愤填膺,声泪俱下。张挺至今还记得这位给他灌输了进步思想的老师。
一二九运动,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。13岁的张挺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,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,小小年纪,成群结队出入城里关外,张贴抗日标语,宣传抗日救国,在老百姓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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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后,张挺高小毕业,因为在全县高等学堂会考中,成绩名列榜首,名字登在了《山西日报》上。我父亲本想让我守着家里80亩耕地,继承家业,看到报纸后,认为我可成大器,要我继续上学。
谁知,我在忻县中学学习不久,卢沟桥事变爆发,狼烟四起,人心惶惶。学校被迫停课。面对破碎的山河,热血男儿岂能熟视无睹?
是去南京,还是去延安?这时,一位叫张维汉的先生把他引向了延安,指引他找到了共产党,参加了八路军。
直到今天,93岁的抗战老战士、原电子工业部部长张挺,依然怀念那个人:张维汉先生,是他,指引我找到了共产党,参加了八路军。
抗战胜利后,张挺给张维汉写信,没有回音;新中国成立后,他寻访过张维汉,依旧无果。
张维汉消失了?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中,有无数个张维汉,在传递完革命的火种之后,消失在烽火之中;他们的青春和热血,融进了历史的底色。
但他指引过的张挺,从此浴血战斗在抗日的前线。
当这位吃得好、穿得暖,人称三少爷的张挺穿着军服,打着绑腿,以一个八路军战士的模样站在父亲面前时,父亲一阵惊讶,又有些不放心。
请父亲放心!这些事情我已经想过好多次了。我是个热血男儿,岂能只顾自己享受?我决心参加革命,上前线抗击日本强盗。我选择的这条道路,可能布满荆棘,曲折坎坷,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,但为了国家民族,必须有一批勇于献身的仁人志士,才能挽救危亡。我要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。
说这些话时,张挺只有15岁。 山洞历险,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
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三营十连,张挺是唯一的知识分子,搞文书工作非他莫属。当时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,能识字的很少。张挺说:我给战士们上文化课,教他们读政治课本,替战士们写信,帮事务长记账。他们都叫我先生。
但张挺觉得自己这个兵既不扛枪,也不打仗,实在名不副实。他多次跟连长请战,希望可以像真正的战士那样,或威武雄壮地站岗放哨,或冲锋陷阵于枪林弹雨。
机会终于来了。他随部队转战山东后,第一次参加了真正的战斗。
一日早晨,曙光未露,突然传来紧急命令:四五百名日本鬼子正向司令部驻地发起进攻。我当时是警卫连指导员,接到命令后,战士们很快便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可这是我第一次打仗,心里实在太紧张,连枪栓都拉不开,直到打出第一枪后,我才慢慢平静下来。
张挺笑着回忆:敌人用小钢炮、掷弹筒向我们山头射击,接着重机枪像刮风一样向我们扫射。相比之下,我们仅有的一挺歪把机枪和一些步枪,实在太弱。只好等敌人靠近了,猛投手榴弹。日本鬼子冲上来了,全连又拿起刺刀跟他们肉搏。战士们一鼓作气,杀死二三十个鬼子,敌人没再前进。
在山东抗战中,张挺度过了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。
1941年11月,日伪军向沂蒙山区疯狂扫荡。在部队撤离时,张挺却患了重病,疟疾与伤寒并发。他被命令去后方医院治疗。所谓后方医院,其实就是在农家院子临时搭建的一个棚子,敌人来了就得疏散。
身患疟疾的张挺,走了一天一夜,60多里路,好不容易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后方医院。军医大夫给了他一大包硫苦,让他泻肚子。屋漏偏逢连夜雨。第二天一早,敌人逼近,后方医院必须紧急疏散隐蔽。一个轻病号架着张挺就往半山腰跑。我泻肚子后浑身没一点劲儿,哪里跑得动?我就让他先走,免得被我拖累,能活一个就是保存一份抗日力量。
一直爬到黄昏时刻,张挺才爬进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。我在山洞里待了三天三夜,饿了吃干粮袋里的煎饼,渴了喝岩壁上渗出的水。脑袋里想了很多,想到对我关怀备至的战友,想到官兵间的团结友爱,想到家人,但从未想过不跟日本人干仗了。有一天,忽然听到洞口有脚步声,心想不会是鬼子进山搜索了吧?我攥着一块石头,就算今日大难临头,临死也得跟敌人拼了。张挺说。
幸运的是,进来的是一个战友。 临危受命,创办兵工厂
沂蒙反扫荡后不久,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,上级交给张挺一项新任务——参加创建敌后小型兵工厂。
我刚满二十岁,连兵工厂是个什么样儿都不知道,领导便任命我为兵工厂政治指导员。没有厂房、没有车间、没有资金,好在厂长是个产业工人,干过车工,是难得的技术人员。
说起创办兵工厂的过程,张挺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:请乡间的铸锅师傅帮着做手榴弹壳,鞭炮师傅指导我们做炸药,老木匠做木柄……就这样七拼八凑,小型兵工厂诞生了。厂里百十来个工人,都是战士和当地农民,大部分产品都是在老百姓的炕头生产出来的。
职工的报酬极其低微,技工每月五元,我这样没有技术特长的干部,每月只能领到一元。张挺说,但那时谁也不计较报酬,想的只是如何能制作出更多更好的武器,最大量地杀伤敌人。
他们克服重重困难,冒着生命危险做试验,每年生产手榴弹两万枚左右。兵工厂还制作地雷等。由于兵工厂对抗战的突出贡献,他们还受到罗荣桓表扬。
脑海里是漫天烽火,窗外却是和平的阳光。在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回忆往事,张挺不胜唏嘘,赋诗一首:艰苦抗战八年整,打败日本野心狼,可歌可泣英雄汉,一腔热血洒疆场,时今相距七十载,血泪历史永不忘,同心共铸中国梦,强大祖国立东方。

原标题:长姿势了,“八路”原来是这个意思

在敌后艰苦条件下建立自己的兵工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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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抗战从总体上看,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对抗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的进攻,双方军事工业水平差距悬殊。不过国民党方面毕竟得到了大量外国援助的先进武器,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本得不到外援,抗战的条件最艰苦,武器来源如同当年《游击队歌》中所唱的那样“没有枪,没有炮,敌人给我们造。”这是主要取之于敌,靠战场缴获。八路军、新四军同战斗力差的伪军作战,还能有较多的缴获,同有疯狂的武士道精神的日军作战缴获就很不容易,因而也需要自己生产一部分武器。尤其是像手榴弹、地雷这类制造相对简单的武器,主要是根据地兵工厂自己生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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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,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。至于火炮,八路军只是在山西拾到阎锡山军丢弃的12门75毫米山炮成立了仅有的一个炮兵团,因炮弹无来源只能在关键性战斗中偶然使用。此时,八路军一面利用缴获的武器和搜集民间枪支扩大部队,也在全面抗战初期建立自己的兵工厂。组织这一军工事业的,开始主要是总部直属的流动工作团,全团在1938年就有一千多人,因为随着主力部队流动进行生产,也誉为“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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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土制火炮抗击侵略者的民兵

当年人们往往称八路军为“土八路”,主要是看外观简朴,武器很差,其实八路军的领导和许多干部并不土。八路军的将领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,从朱德总司令起许多将领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,部队中有学识的青年又是骨干,就是缺少文化的干部也要经过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的培训。以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流动工作团而言,成员来自五湖四海,有从欧洲、美国和日本回国的留学生,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,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,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人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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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鼎,,男,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,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

工作团领导人是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,他都曾在德国、苏联学过军械制造。在工作团中,高级专家又有100多位,大都是东京工业大学、德国柏林工业大学、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国际名校毕业的。他们大多出身在富有家庭,看到日本侵略自己的祖国,又看到中共领导的武装才是抗日的希望,因此投奔到经济落后、生活艰苦的根据地山区,谱写了一曲动人的“科技救国”的壮丽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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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团起初转战,主要起到修理缴获的武器,装填子弹和生产手榴弹、炸药的作用。后来为提高产量,又在山西东南的天险黄崖洞建立了兵工厂,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主要靠手工作业。当时制造手榴弹、炸药包等,首先需要解决炸药问题,起初利用的还是古代中国人发明的黑火药,八路军的地雷、手榴弹、枪炮等多数仍用它装填,虽然能杀伤敌人却威力有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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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地兵工厂手工组装弹药

有不少前线战士反映,往往一颗手榴弹扔到日本兵旁边爆炸,硝烟过去看到的是,鬼子全身乌黑站在那里哇哇大叫,原来这种黑火药只能让他们受些皮肉之伤而不能致命。为解决火药问题,八路军兵工厂的化学工程师、火药技师采用缸室法终于建成了制造硫酸的化工厂。人称硫酸是火药之母,它的问世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,有了无烟发射药、硝铵炸药就能使兵工厂生产的迫击炮弹、掷弹筒弹、手榴弹和枪弹的威力大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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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崖洞兵工厂经过反复试验,于1940年8月1日研制出一种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,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,只是因手工作业产量不大,抗战期间共制造出1万多支。兵工厂还依照日军的掷弹筒,生产出自己的掷弹筒。当时兵工厂的钢铁原料,全部取之于部队和民兵破路拆卸的敌人的铁轨,再用毛驴运往兵工厂。当时有人开玩笑说:“八路军真是‘扒路军’啊!”意思是最擅长扒铁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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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抗战期间,八路军兵工厂生产出手榴弹近700万枚,日军也往往反映,共产军子弹奇缺,却特别愿意用手榴弹。新四军在苏中也开设了兵工厂,通过从上海秘密运来机器和钢管,生产出几百门51毫米口径的轻迫击炮,并自制了枪榴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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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设立在农村根据地的兵工厂生产的武器数量质量都有限,对敌后抗战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人民兵工事业在烽火中建立,这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大发展奠定了最早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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